国电宁夏陶乐一期光伏项目获核准

例如对于言论自由权与名誉权的关系而言，由于这两种权利的义务主体存在相对性——言论自由权的行使要求对名誉权作出某种限制，而反过来名誉权的保护需要对言论自由权的行使作出某种限制，因此这两种权利在实现过程中极易发生冲突。

（三）实用主义立场下的方法从上面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实用主义的立场和以政策为重要参考依凭的方法，在最高院的行政审判解释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因此实用主义立场将是笔者倾注最多力气来重点分析的问题。[7]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讲座》（一），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参考》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政策定向的法律目的解释方法。[32] 肖杨：《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尤其是判决书中出现根据……一系列精神的表述，让人有一种角色错误的感觉，这究竟是行政复议程序呢还是司法审查程序呢？② 政策直接确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在湛江市荣港汽车贸易公司诉湖南省常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上诉案中，常德市工商局依据海关总署、国家经委、经贸部联合发布的《国家限制进口机电产品进口零件、部件构成整体机主要特征的确定原则和审批、征税的试行规定》第二条与第六条认定荣港汽车贸易公司在常德进出口商品检验局鉴定的四台汽车为整机进口，应按整体机按理审批手续和申领进出口许可证，而荣港公司不能提供上述证明，于是常德市工商局对其做出行政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时直接依照此一政策性规定做出了维持工商局的终审判决。孔祥俊：《行政行为可诉性、原告资格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12]在被告适格问题上，将行政机关标准扩充到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或组织，实际上深刻回应了我国行政权实际行使主体的多元化给行政相对人权利带来的潜在侵害，而原告资格问题上则借鉴第三人制度的规定，从单面法律关系扩展到多面法律关系[13]，将原告资格标准从合法权利标准扩展到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标准，使得原告不仅仅是具体行政行为直接的相对人，而且利害关系人也具有了原告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判得也非常灵活与实用：根据山西省政府关于解决原晋东南地区房产问题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原晋东南地区畜牧工作站的房地产使用权已明确划归晋城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涉及到政治性价值则是我国当代政治价值的重要来源。纯应用法学研究太过重视制定法条文，太过受制定法条文限制。

[16] 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页。国家公权力也不限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还包括执政党的决策权、领导权。怎么办应从问题出发和以解决问题为归宿，而非完全从主义出发和以符合某种主义为先决标准。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对策研究 。

这是法治对策研究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底线。这种看法，于法律不能肆应需要的时候，曾在人类历史上许多重要阶段，发生长远的影响。

但是，对于一个选择要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发展法治的国家来说，仅仅解决上述理论问题，对上述理论问题达成初步的和最低限度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平衡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的关系。[21] 丹尼斯．罗依德著，张茂柏译：《法律的理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原序第5-6页。不纠正这些错误认识，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关系的对策，法治将会一步一步架空，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将不可能实现。

[20] 本杰明．内森．卡多佐著，刘培峰等译：《法律的生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其四，如何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的关系。关于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建设服务型政府与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服务型政府的条件下，公民社会才能茁壮成长。[15]他以医生运用其医学知识挽救任何垂危的生命而不问维持这种生命有何意义为例，指出，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

该文还进一步提出，为在发展、改革、创新中坚持法治、推进法治，应通过多种途径、形式，培养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公职人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一期[1] 作者：姜明安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4] 本节的内容曾在《法制日报》2011年6月8日第9版上发表，本文引用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添加了若干注释。[3] 彭真：《在首都新闻界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4年4月8日。

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人民如何有效监督政府。本文仅选择就目前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四个争议点阐述笔者的主张。公法领域内的争论只是政治争论的延伸。可以说，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依法执政，就没有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有法治。目前，我国国人对法治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存在若干误区。

如果不解决这些对策问题，法治国家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而不可能转化为现实。一个国家要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发展法治，毫无疑问首先要研究和解决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要使国人，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达成初步的和最低限度的共识。

公权力如何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22]因此，法学研究，法治研究，包括法治对策研究，绝不可仅从现行制定法出发，从硬法出发，而应更多地以法律的原理、原则为指导，探讨硬软法共治机制。

政府为人民服务，为行政相对人服务本应是天经地义的，但因为构成政府的公职人员不是天使，故必须以法治加以制约和通过法治加以保障。[13] 参见《建设服务型政府应正确处理的若干关系》，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因为，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执政党执政是通过其掌控的国家机关实现的，执政党本身并不设置政治局、书记处、地方党委、部门党组及党的各种部门（如纪委、政法委等）直接行使国家公权力。[17]至于对策研究，学者们通常也不认可价值判断的意义。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绝对集权，绝对腐败[9]的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性，从而追求公权力的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特别是相互制约。（三）法治对策研究应如何平衡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学者的一般观点是：法的安定性与改革、发展的变动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另外，执政党保障自己依法执政的执法机构与国家的执法、司法机构应是什么关系，法律如何对这些关系进行调整，等等。[21]我国行政法学家罗豪才亦提出，法律不限于硬法，还包括软法。

这种转型涉及民主与法治的诸多理论问题，如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服务与规制的关系、服务与法治的关系等。[26] 哈罗德．J ．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9页。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只是法律的立、改、废不能过于频繁，其限度应以不破坏法的安定性、稳定性为界。

要坚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五）如何正确处理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关系2004年，国务院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首要目标：[11]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更是直接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和任务。这种观点受到另一些学者的反对。

同时，也只有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达，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建成和正常运作。[23]为了消除现行法律与改革发展的冲突，有学者提出良性违宪，良性违法的主张，认为只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改革、发展，其虽在形式上违宪、违法，但却符合较所违之宪、所违之法的更高的法。

光讲法治而不解决如何建设法治和发展法治的问题，法治只能成为看起来很美的口号，而不可能转化成现实。此时，法治对策研究的课题就逐步从法制建设转到法治实施，解决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促进依法行政，如何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等一系列问题。

如何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创新与法治的关系。三、法治对策研究的进路与方法[14]法治对策研究的进路与方法为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标准答案，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有各的认知与感悟。